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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陜西出土的西周青銅器
                 來源:文物天地     2017年12月25日 13:00

              田小娟

              陜西是周人的發祥地。周原及豐鎬兩京,為周人宮室、宗廟所在,所以陜西西周銅器獨領風騷,陜西也因此享有“青銅器之鄉”的美譽?!稘h書·郊祀志》記載漢宣帝神爵四年就出土銅器,時至今日,出土銅器約4000余件。著名的毛公鼎、大盂鼎、散氏盤、虢季子白盤四器,在清末出土轟動一時,影響深遠,被譽為中國的“四大國寶”。近幾十年來新的發現不斷,淳化縣史家塬出的獸面龍紋大鼎,其他如扶風強家出的師鼎、長安下泉村出的多友鼎、澄城串業村出土的王臣簋、扶風齊村出的(害+夫)簋,臨潼西段村出的利簋、寶雞賈村出的何尊等重器均出土于陜西。特別是1976年扶風莊白窖藏所出103件以墻盤為首的微氏家族青銅窖藏,2003年眉縣楊家村出土逨盤等27件單氏家族銅器窖藏,2012-2013年寶雞石鼓山西周墓出土銅器群,這些重器或形制精美、或銘文重要,享譽海內外,為學人所矚目。

              煌煌巨制——造型藝術

              西周初年,重臣貴族已經形成了以鑄造氣勢磅礴的重器來記載為周王效勞的勛績和所獲得的殊榮,借此宣揚其世家的尊榮和王室寵賜的特權??低鯐r代的大盂鼎,就是重要的實例。大盂鼎(圖一)高101.9厘米,以其雄偉的造型而體現廟堂的尊嚴,此器造型特別雄偉,三足極為壯實,雙耳之厚大更能襯托鼎的造型。這是為了適應廟堂祭祀的堂皇場面的需要,而產生的新的改進形式。類似造型的陜西淳化史家塬龍紋大鼎(圖二),造型雄奇,高122厘米,最奇特的是腹部與鼎足對應,裝置了二個獸首屈舌大耳,此鏨為二次鑄造,不能承重,設置三個大獸頭完全是為了增強器體的莊嚴感。

              方座連鑄的簋是周人所特有的新形式,這種帶方座的簋在商代是沒有的。腹下的圈足穩穩地落實在方座上,兩耳上部獸首支起的雙耳略高于口沿,下有垂珥,伸展于方座之外,通寬略大于通高,產生向外擴展的張力,簋身和方座形成了圓與方、曲與直的對比,富有多變的審美趣味。著名的利簋(圖三)和記載武王克殷后舉行祭天典禮的天王簋,同樣也是方座簋。

              1978年扶風齊家鎮出土的簋(圖四),器型高大魁偉,通高59厘米,兩耳間距75厘米,重60千克。是迄今所見商周青銅簋巾最大者,堪稱簋中之王。簋腹與方座的直棱紋與雙耳夔龍上揚的冠和垂珥形成的向上下擴展的方向感,從而使整體高與寬的比例得到和諧。器身單純雅正的直線裝飾與有著奇異豐富變化的雙耳相互襯托、對比,又形成審美表現上莊重質樸與繁縟華貴的統一。內底鑄銘文124字,是周厲王為祭祀先王而作的一篇祝詞。簋鑄造于周厲王十二年,它不僅是一件周王的宗廟重器,同時還是一件珍貴的古代青銅藝術品,具有極高的藝術價值和歷史研究價值。

              西周晚期鼎類盛行深圜底獸蹄足形的鼎,這種鼎更加重實用而不重裝飾,毛公鼎(圖六)、多友鼎均屬于這種鼎。特點為半球形腹,立耳、獸蹄足,紋飾簡單,僅飾一圈重環紋和弦紋,整體造型和諧,輪廓優美,表現出對于單純、樸素之美的執著追求。

              西周新出現的食器簠(圖五)、盈,形制為長方形,侈口,四足短,有蓋,蓋與器的形狀大小相同,合上成為一器,打開則成為兩件相同的器皿,不僅實用而且方便靈巧,展現了周人精妙高超的設計理念。學界一致認為青銅簠是西刷中晚期的常見器物,而寶雞石鼓山西周墓地出土的簠打破了這一常規,把簠的上限提前到了西周初年,這極為罕見。

              西周青銅器不僅以器型巨大而讓世人矚目,更以精美的紋飾、獨特的造型、精絕的鑄造讓世人驚嘆,特別是以各種圓雕獸面紋觥獨樹一幟。神秘色彩淡化,寫實性造型加強。1984年秋陜西長安張家坡西周墓出土的鄧仲犧尊造型奇特,鑄作精工,紋飾縟麗,是青銅禮器中難得的藝術珍品。整器作神獸形,似羊非羊,頭上聳立雙角及兩耳,曲頸短尾,四蹄足,身有雙翼,頭頂立一卷尾虎,胸前及臀部各有一條回顧式立體卷尾龍,獸背鑄有橢方形尊口,蓋鈕為立體風鳥。蓋周緣飾雙身龍紋,兩腹飾回顧式虎耳龍紋,胸飾龍、虎紋,左右臀飾回顧式花冠龍紋,通體再填以細雷紋,繁縟精細,富麗堂皇。器腹及蓋內有相同銘文二行六字,記鄧仲作器(圖七)。2013年寶雞石鼓山出土的母子犧尊,似鹿非鹿,長著一對小翅膀,這類犧尊具有極高的考古研究和藝術觀賞價值,是難得的藝術珍品。還有一些動物型尊也是西周銅器中的佳品,如岐山賀家村出土的牛尊,陜西寶雞茹家莊墓葬出土的象尊、魚尊、鳥尊,眉縣出土有馬駒形的駒尊,長安張家坡出土的井姬貘形尊等。這些動物型尊在西周的趨向是厚重粗獷,有些動物身體各部分比例顯得不夠協調,花紋也漸簡約,與商代相比,有清新生動之感,在細部對原形動物進行了更準確地刻畫,真切地表現了動物的本性,更接近于原形動物。也許是一種轉型的信息。

              清新綺麗——紋飾藝術

              周初青銅器直接承繼商代的美術傳統,西周早期青銅器裝飾也是商代模式的繼續和發展,凡是商末的主要紋樣,西周早期青銅器上一般都出現過,以雷紋襯地的獸面紋作主題的動物紋樣仍然占有主導地位,紋飾繁縟、線條流暢、全身布滿紋樣。但是改變也是明顯的。

              武王、成王時代曾經出現了新穎的卷體蝸紋,身體如蝸牛一般,大頭有觸角和咧口的怪獸紋,其下部有一爪伸出。記載武王祭天的天王簋,涇陽高家堡出土的方座簋、尊、卣(圖八),以及西周早期的一批雙耳簋,都飾有這樣的獸紋,但流行的時間并不長,現今所知康王時代的青銅器上即已少見。

              到西周中期才逐漸形成莊嚴素雅的新作風,與商代以來崇尚神秘繁縟迥然不同。穆王、恭王時期鳳鳥紋常飾在銅器的重要部位,一些學者稱之為鳳鳥時代。鳳頭部長冠由花冠修飾,或長羽飄舉,或自然下垂,或垂自足部向后翻卷,華美而飄逸,突破了以往紋飾的拘謹莊重感,更給人細膩生動的感覺。彧簋(圖九)、豐尊、豐卣、孟簋等為代表的西周中期銅器,飾以雷紋襯底的垂冠大風鳥是對西周早期鳳鳥藝術的發展,更是以富麗繁華、喜慶祥和的形象,將西周鳳鳥紋的裝飾藝術推向巔峰,也顯示了當時社會穩定,經濟發展的繁榮景象?!秶Z·周語上》曰:“周之興也,鸑鷟鳴于岐山”。鸑鷟,注家謂是小鳳凰。講的是鳳凰在岐山上鳴叫,表示周人即將興盛起來的祥瑞之兆。這就是傳說的鳳鳴岐山故事之來由,周人將鳳凰視為他們的吉祥鳥的,西周文物上流行的鳳鳥紋緣與此。西周晚期偶然可見到少量青銅器上依舊裝飾著相對簡化的鳳鳥紋,明顯還有對西周中期藝術風格留戀,只是呈現出了更多的生活氣息和世俗情調。

              西周中期紋飾布局開始有新的變化,如動物紋樣的對稱模式變為比較自由的、連續的結構,取得生動活潑的效果,繁縟者漸被淘汰,紋飾趨向簡素,從而到西周晚期便顯示出一種革新、解放的新風格。在青銅藝術上占統治地位的獸面紋,終于變形消失,恭王時代五祀衛鼎(圖十)的獸面紋,已經無法辨認其威嚴神秘的原貌,更有甚者在變形獸面紋出現不久,取其構圖中的局部線條,作進一步變形而更加抽象的,則是傳統稱之為“竊曲紋”一類的紋樣。在變形紋樣流行的同時,出現了全新的設計,即寬闊而自由舒轉的波曲紋,迷鼎上的母題就是這類紋飾的典型(圖十一)。這類紋飾接近幾何形構圖,不表示某種宗教崇拜的特定含義,而純粹是造成逶迤婉轉的旋律感。這一紋飾,在西周乃至春秋時代相當盛行。

              瓦棱紋和直條紋已經成為時尚,獸面紋被壓縮到口沿,降為附屬的紋飾,它完全失去了往昔威嚴神奇、雄踞器物中心的資格,獸面的各個部位也解體變形。這種獸面紋按圖案的變化規律發展,肢解其中的一段,變為竊曲紋或變形獸紋,到了西周晚期,進一步變化成S形條紋,在獸的體軀分解過程中組成了新的紋樣。有的器物素面或僅有幾道弦紋,如多友鼎(圖十二)全器光素,僅在頸部飾兩道弦紋,一些花紋粗獷潦草。這與此時期器物多注重銘文有關。

              紋飾的變化顯示出殷商時期青銅器所特有的猙獰、恐怖、威懾、可怕的宗教神秘色彩在逐漸地消退、淡化至消失。與此同時,一種追求自然的真實美感,追求舒適自由的審美心理在崛起,取代了原有的拘謹和沉悶,創造性地向著人性化的方向發展。由凝重走向輕靈,由粗獷走向細膩,由繁縟走向簡樸,由怪誕走向平易,由虛幻走向世俗。

              吉金鑄史——重現歷史

              西周是青銅器的極盛時期,也是金文的鼎盛時期。陜西出土的西周銅器,最突出的特點就是多銘文。這是周人用自己的語言記錄,證實了以《史記》為代表的古文獻所記的西周歷史,完全是信史。西周初,銘文漸長。西周中期,祭祀、儀禮、冊命等盛行,銘文多重紀錄,文長,體謹,行款也漸趨緊湊。晚期,于冊命之外,有紀征伐、行旅、契約等行為者,文更長,長篇大論,有長至五百字者。文詞、字體都不外乎是:君尊與臣卑,父慈與子孝,忠君與盡職,謝賞與信守,尊王與攘夷等固有道德的維護與闡揚。特別是從周初開始,青銅器的銘文便顯著加長,到西周晚年的毛公鼎,竟達到497字。所謂“周人尚文”。是研討中國古代歷史文化的重要依據,陜西的西周金文意義重大的不勝枚舉,

              周室的重臣貴族,對于宣揚其世家的尊榮和王室寵賜的特權,極其重視,往往以鑄造氣勢磅礴的重器來記其勛績和所獲得的殊榮陜西的西周金文,意義重大的不勝枚舉,例如臨潼所出利簋記武王克商,岐山所出天亡簋記武王祀典,何尊記成王營成周,岐山小盂鼎記康王時征伐,衛鼎、衛盉記西周中期土地交易,寶雞虢季子白盤記宣王伐獫狁,武功駒父盈記宣王南征。諸如此類,均有很高的歷史價值。

              1976年扶風縣莊白村1號西周銅器窖藏出土的史墻盤(圖十三)和2003年眉縣馬家鎮楊家村西周銅器窖藏出土的逨盤,是兩件震撼考古界、古文字學界和史學界的國寶。史墻盤鑄造于西周恭王時期,通高16.8厘米,口徑47.2厘來,重12.5千克。窄沿方唇,一雙U字形附耳高出盤口,圈足沿下折,形成一道邊圈。盤腹裝飾著垂冠分尾長鳥紋,圈足則飾變形獸體紋,均以云雷紋填地,精雕細鏤,層次分明。內底的284字銘文(圖十四),前半部僅用一百多字便論述了西周前期文、武、成、康、昭、穆六位周王以及在位天子恭王的業績,既講述重要史事,又給予恰切的評語;后半部是史墻自記家史,既概括敘述微氏家族四世傳家的事跡,又講到自己深受恭王的寵信,擔任王朝史官,繼續為周王朝出力效命。

              速盤鑄造于宣王時期,現藏于寶雞青銅器博物館(圖十五)。通高20.4厘米,口徑53.6厘米,重18.5千克。鑄造非常精良,敞口平沿,淺盤平底,圈足下有4個獸足,好似小獸在用身體使勁地托著盤體。接近口沿的地方是兩個向外曲張的U字形附耳,兩耳之間有對稱的圓雕龍首,口中銜著銅環,犄角好像田螺,非常生動有趣。腹部和圈足還裝飾著一周變形獸體紋,極富藝術效果。內底鑄有銘文372字3(圖十六),記載了單氏家族八代輔佐西周文王到宣王十二位周王的功績,它完整地敘述了西周十一代十二王的名號和有關的重大事件。幾乎是讓今天的我們,讀到了一部周人自述的全本西周簡史,幾乎將西周的歷史大系完整復活。

              史墻盤和逨盤所記周王名號、位次以及文王會受萬邦、武王撻殷伐夷、成康方褱不廷、昭王佂伐楚荊等歷史事件,有的與《史記·周本紀》所載可相互印證,有些則可補史籍記載之不足。特別是銘文中微氏、單氏兩個家族的世次與對應的文王到宣王的世次,將其與相關文獻進行比較研究,可以估算出西周總積年和諸王在位年份的長短。所以它對征史、補史以及西周歷譜、中國家譜發展史的研究,都有著不可估量的價值。

              有關西周諸王所做的青銅器,始終發現不多,可以確認的實際就只有周厲王的銅器。厲王名(害+夫)(胡),周原遺址出土(害+夫)鐘(圖十七)和(害+夫)簋各一件。前兩器鑄于厲王五年和十二年,屬于厲王早期。兩器的銘文分別記載了厲王說自己繼承先王登上大位,要皇天福佑,永保大命,以及日夜辛勞,追慕先王等內容,儼然像是一個勵精圖治的明君。后一器鑄于厲王三十三年,即史載其被國人驅逐的之前夕。銘文講述了厲王親自率軍討伐南國反叛者,大軍所至叛國俱服,并遣使來見。故鑄鐘以求上帝、先王賜福,保佑厲王和國家的安寧。如此看來,厲王仍像是一位英武的君王,曾親征不順,成效顯著。

              與罕見的西周王器相比,貴族世家的銅器發現數量眾多,品類齊備,以墻盤為代表的微氏家族青銅器,銅器的世系分明,年代序列清楚。有相當于成、康之際的商器,昭、穆之際的旃器,穆王時期的豐器,恭王時期的墻器,孝、夷前后的瘓器,以及屬于厲王時代的白先父器??梢灶I略西周早中之際,到西周晚期之初微氏家族青銅器的風采。

              還有裘衛家族、伯(冬+戈)家族、伯公父家族、單氏家族、(弓+魚)國(氏)、芮國青銅器,西周貴族世家非常之多,粗略統計已發現的約數十家。一宗宗,一群群青銅器的發現,展示出世家的奢華,貴族的榮耀。

              古籀遺風——書法藝術

              由于青銅器銘文的發展,中國的書法藝術得以孕育。西周初期金文從甲骨書系剛剛脫胎而仍帶有甲骨余味,尚保留著殷商晚期的圖案化、象形化傾向,典型的肥捺筆觸還廣泛存在,結構松散,大小不一,文字符號不固定,金文筆道厚重,肥筆較多,結體謹嚴方整,章法錯落自然,書風渾厚勁健,充滿了質樸凝重的氣息,如利簋銘文。至康王時,開始顯得雄健,筆道或肥或瘦,首尾纖銳出鋒,結構謹嚴,行款章法自如,用筆縱橫恣肆。銘文漸趨齊整。大盂鼎是其典型,銘文字體用筆方整,氣度恢弘。

              西周中期的金文書風有了很大的變化,筆畫均勻,飽滿圓潤,布局完整,字體結構較為簡化,早期凝重雄渾的風格,逐漸轉變為質樸。至穆、恭時代的銘文和字形,與早期已有較大不同,此時形體秀美,起訖用筆含蓄,排列得宜,間架的疏密,已有相當的法度。如昭王時代的厚越方鼎、穆王時的靜簋柔和含蓄,恭王時的墻盤雍容秀麗(見圖十四),懿王時代的師虎簋則舒展大方,都是這一時期大篆秀美型的代表之作。

              孝王、夷王以后的銅器銘文字體發生了劇烈地變化,筆畫更為勻細,肥筆完全消失,呈現出多姿多彩的風貌。這個時期的銘文字型基本完成了對金文字體筆道線條的平直化改造,并將前期斷碎的筆道線條連為一體,變得筆道均勻、結構和諧精到,運筆嫻熟奔放,章法布局嚴謹規整。銘文書體排列均勻整齊,字體嚴謹,書法嫻熟,豎筆呈上下等粗的柱狀,稱“玉箸體”。

              西周晚期的金文書體是中期金文風格的延續和發展,并臻于成熟。青銅器銘文風格的多樣化,也反映了當時人對書法藝術的追求和造詣。厲王時期的散氏盤銘文字形扁平,書寫草率,體勢欹側,奇古姿放,已開草篆之端倪。宣王時的毛公鼎,有銘文497字(圖十八),為有銘青銅器之冠。毛公鼎銘文用筆純熟,字劃圓勁,氣勢雄強,為難得的杰作。虢季子白盤銘文字體狹長,筆劃圓遒,線條粗細如一,不露鋒芒,具有小篆的韻味。其章法也縱橫有致,疏朗有序,在晚期金文中別具一格??傊?,西周晚期的金文風格多樣化,雖也有草率疏放的字體,但總體看來是朝著筆劃圓潤、結構和諧、章法縱橫有致的方向發展。中國上古的書法藝術,至此達到了充分成熟的境界。

              結語

              陜西西周青銅器,用其獨特的器形、精美的紋飾、典雅的銘文向人們揭示了西周時期的政治、經濟、科技以及藝術、審美等特征,體現并映射出強烈的文化內涵,從而形成了鮮明的特點:一、造型獨特,紋飾精美;二、器形龐大,重器層出;三、銘文豐富,佐證周史;四、書法精要,造詣高超。因此,陜西出土的西周青鍘器具有極高的研究價值,對探究文獻貧乏的西周歷史,是彌足珍貴的資料,成為我們領略周代禮樂文化的橋梁。

              (責任編輯:阮富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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