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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商瑰寶 禮樂華章
                 來源:文物天地     2018年01月03日 13:53

              ...南新鄭發現兩座夏商時期大型城址

              程露

              安徽地跨江淮,地理位置優越,從夏商開始,其青銅文化就與中原地區同步發展。皖南地區銅礦資源豐富,為中原青銅文化提供了源源不斷的銅原料。文獻記載,禹“娶于涂山”,禹“封皋陶之后于英、六”,六在今安徽六安,英在六安西。傳說夏代末年,夏桀在鳴條之戰失敗后又逃于江淮之間的南巢。商朝建立后,為了平定夏王朝的殘余勢力,以及對皖南地區銅礦資源控制,安徽地區一直處于商王朝的有效控制之下,客觀上加速了商代青銅文化在安徽的傳播。商代末年,據甲骨文記載,帝乙、帝辛統治時期,曾連年對分布于今江淮流域的人方進行大規模的征戰??梢?,夏商兩代安徽的地位和作用相當重要。

              安徽博物院藏夏商青銅器多為成組出土,鑄造精美、古樸端莊,大多與中原地區青銅器具有相似的風格。

              單扉銅鈴(圖一),通高8.3厘米,口長8.5厘米,寬6.5厘米。鈴體上窄下寬,橫斷面為棗核形,一側有扉棱,頂部近平,頂上設橋鈕形穿孔,全身素面無紋。

              弦紋銅斝,通高21.4厘米,口徑約12.8-13.3厘米,底徑9.6厘米。圓形侈口,口沿有一寬邊,束腰,下腹部略向外鼓,平底微凸。頸腹間置一弓形扃鏨,兩端稍寬,中間較細,與一足對應,上有兩個長條形鏤孔裝飾,口沿上立兩個三棱錐形矮柱,上有半月形釘帽,三棱形空錐足。腰部上方與鏨部相對應的腹部飾兩道弦紋,中間夾連珠紋,紋飾僅有三分之一周。下腹與其對應處飾三個突起的圓餅形飾,中間一個完整,兩邊的都不完整,只有半個。

              素面銅斝,通高20.1厘米,口徑約13.8-14.6厘米,底徑9.5厘米。圓形侈口,口沿有一寬邊,束腰,下腹部略向外鼓,平底微凸。腰腹間置一弓形扁鏨,兩端稍寬,中間較細??谘厣狭蓚€三棱錐形矮柱,上有圓形釘帽,三棱形空錐足,足內側呈圓弧狀,足尖較鈍。通體素面無紋。

              以上三件青銅器,1972年出土于肥西館驛大墩孜遺址,形制簡單小巧,幾乎不施紋飾,時代約為夏代晚期到商代早期。其中單扉銅鈴是安徽境內出土的時代最早的空腔青銅器。這種形制的鈴是中國最早出現的青銅樂器,迄今為止,僅在河南偃師二里頭夏文化遺址有出土,這直接從考古學上證明了安徽在夏代與中原地區的密切聯系。鈴體的合瓦形開創了商周青銅樂器造型的先河,尤其是奠定了先秦時期雙音鐘形制的基礎,在藝術史上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而兩件青銅斝雖造型與中原地區的極為相似,但在鑄造方法上卻有所不同。中原地區同時期的斝在鑄造時,都是采用三分法,即斝的腹部用三塊泥范拼合而成。而肥西出土的兩件斝,其腹部僅采用兩塊泥范拼合而成,這與二里頭夏文化遺址出土的一些銅爵、銅鼎類似,這種鑄造方法在同一時期的的銅斝中,迄今為止并未發現其他的例子。因此很有可能是夏文化遺民與安徽江淮流域的先民一起,在當地鑄造了這兩件青銅斝?;蛘呤前不债數氐耐林约鸿T造了這兩件銅斝,他們的技術稍顯落后,但是在造型上卻極力模仿中原地區的形制。

              1965年肥西館驛塘坊共出土青銅器5件,其中爵、斝各2件,觚1件,時代為商代中期。

              獸面紋爵(圖二),通高39.6厘米,流口徑22.5厘米,底徑8.2厘米。束腰平底,腰腹分段,頸腹間置一鏨。體較高,流狹長,流末端二柱合一形成高大的帽形單柱,柱上飾渦紋。深腹較直,下腹部稍大,平底,三刀形足。腹部上下各飾兩組獸面紋。

              獸面紋觚(圖三),高30.5厘米,口徑16.9厘米,底徑10.8厘米。形體細長,喇叭形口,束腰,喇叭形圈足。腰部飾兩組獸面紋,上下各有三周凸弦紋,下部弦紋上飾三個十字形鏤孔,圈足飾獸面紋。

              獸面紋斝(圖四),高55.3厘米,口徑26.1厘米,底徑20厘米。形體高大,侈口,束腰平底,腰腹分段,頸腹間置一弓形扃鏨,口沿上立帽形雙柱,三T形足。腹部上下各飾三組獸面紋,并在每兩組獸面紋相鄰處增飾小獸目,帽形柱上飾渦紋。

              爵、觚、斝皆為酒器,為商代青銅器的典型組合。商代飲酒之風盛行,從商王到貴族到一般平民無不嗜酒?!妒酚洝ひ蟊炯o》載,紂王“以酒為池,懸肉為林”,《尚書·酒誥》載“庶群白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西周大盂鼎銘文也有相似的記載:“我聞殷墜命,唯殷邊侯甸與殷正百辟,率肆于酒,故喪師矣”,在周人看來,商朝亡國與商人嗜酒有著極為重要的聯系。從已經發掘的商代墓葬看,無論是貴族還是平民的墓葬,隨葬器物組合都以酒器為主。肥西館驛出土的5件青銅酒器,以獸面紋為主要紋飾,獸目突出,其余部分以陰線勾勒,線條流暢清晰,紋飾華麗而不繁縟,具有商代中期青銅器的典型特點。

              1957年在阜南朱砦區月牙河發現一組青銅器,計爵、斝、觚、尊各2件,另外解放前曾在此發現銅鬲數件,安徽博物院現藏月牙河發現的尊、斝、爵各1件,鬲3件,時代為商代中期偏晚。

              獸面紋尊(圖五),通高47厘米,口徑39.3厘米,底徑24厘米。侈口,折肩,鼓腹,圈足。頸飾三周凸弦紋,肩飾云紋,分置三獸首,獸首間用鏤空云形扉棱分隔。腹部飾三組浮雕獸面紋,圈足飾兩周凸弦紋,并分置三個“十”字形鏤孔。

              此尊器腹所飾獸面紋尤為華美,以高浮雕手法裝飾,莊重而神秘。與獸面紋尊同時出土的還有一尊,即十分著名的龍虎紋尊,現藏中國國家博物館。阜南出土的這兩件尊,器壁厚薄均勻,器腹內壁隨器表浮雕紋飾走向而凹凸不平。其鑄造方法尤為復雜,在制作范芯時需根據浮雕紋飾的走向來調整范面的高低,使器壁厚薄差異控制在一定范圍內,才能保證鑄器的成功。此種鑄造方法尚未見于殷墟出土的青銅器,類似的情況僅見于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出土的渦紋柱足圓鼎。安徽博物院藏獸面紋尊形體碩大、氣勢恢宏,是商代青銅器中不可多得的精品,代表了安徽江淮流域商代青銅器鑄造的最高水平。

              獸面紋斝,通高45.8厘米,口徑22.6厘米,底徑15.5厘米。侈口,束腰平底,腰腹分段,頸腹間置一弓形扁鏨,口沿上立高大的帽形雙柱,腹下為三T形足。腹部上下各飾三組獸面紋,并在每兩組獸面紋相鄰處又增飾小獸目,帽形柱上飾渦紋。

              獸面紋爵,通高28.2厘米,長19.2厘米,口寬9.8厘米。圓體,深腹,流狹長,短尾,圜底,流末端二柱合一形成帽形單柱,頸腹間置一鏨,三刀形足。腹部飾獸面紋,其余用云雷紋填充,上下各有一周連珠紋,帽形柱飾渦紋.

              獸面紋鬲(圖六),高24.2厘米,口徑15.3厘米。斂口,折沿外侈,上立雙弓形耳,頸部束收較長,斜直壁,腹下分襠,袋足,下接三錐形足。頸部飾兩組變形獸面紋,腹部對應三足飾三組牛角獸面紋,云雷紋為地,獸目中間設扉棱。

              獸面紋鬲,通高23厘米,口徑15.4厘米,腹圍57厘米。斂口,折沿外侈,上立雙弓形耳,頸部束收較長,斜直壁,腹下分襠,淺袋足,下接三錐形足較矮。頸部飾兩組變形獸面紋,腹部對應三足飾三組獸面紋,云雷紋為地,獸目中間設扉棱。

              兩件獸面紋鬲形制相似,三足兩耳皆采用四點配置法,即一耳與一足在同一垂直線上,這種配置法在視覺上會產生不平衡感。而這種現象到商代晚期就完全消失了,鼎、鬲都采用五點配置法,即兩耳在三足之間的對稱式,由此即可以判斷兩件銅鬲的年代應該在商代中期。

              阜南月牙河出土的這組青銅器,除獸面紋尊外,都與中原地區出土的同時期青銅器具有相同的風格,從一定程度上說明,安徽的商代青銅文化受中原地區影響極深。

              獸面紋大鐃(圖七),商代,通高49.5厘米,舞修26.5厘米,舞廣15.5厘米,銑間37.6厘米,鼓間22.9厘米。1973年廬江縣泥河區挖土發現。鐃體上大下小,橫截面為合瓦形,甬中空,通于鐃體內腔,有旋,口部稍內收呈弧形。主體紋飾兩面相同,均以細密卷云紋為地浮雕獸面紋,在粗壯的獸面紋上又用細線勾勒卷云紋。鼓部微突起,飾變形獸面紋,其余部位飾卷云紋。

              獸面紋大鐃,商代,殘高41.5厘米,舞修31厘米,舞廣18.7厘米,銑間41.2厘米,鼓間27厘米。1955年潛山縣出土。上大下小,橫截面呈合瓦形,甬中空并與體腔相通。主體紋飾兩面相同,以圓圈紋為地,左右各飾一組細線卷云紋,配以突出的兩個乳丁形成獸面紋。鼓部微突起,飾兩組對稱卷云紋。

              青銅大鐃用以區別北方中原系統的青銅小鐃,主要出土于南方的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蘇、浙江、廣東、廣西、福建九省。多埋藏于山頂或山坡,出土時多為單件,沒有其他器物伴出,大多口朝上,甬朝下。商人迷信鬼神,最重視對祖先和自然神的崇拜,而且祭祀繁多。青銅大鐃很可能就是祭祀所用的禮器,在祭祀結束后被就地掩埋。這兩件青銅大鐃雄渾大氣,鑄造精良,與其他大鐃不同,它們出土于長江以北,為研究青銅大鐃的傳播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珍貴資料。

              安徽博物院藏夏商青銅器,雖歷經三千余年,仍保存完整,其形制規整、銹色均勻、包漿溫潤、華美大氣。它們為我們展示了安徽夏商時期青銅文化的輝煌,也讓我們看到夏商時期安徽的青銅文化在與中原地區保持高度一致的同時,還具有自己獨特的個性,同時與南方青銅文化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

              (責任編輯:李珍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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