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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周青銅器銘文書體藝術探微
                 來源:文物鑒定與鑒賞     2018年01月07日 17:53

              西周青銅器銘文書體藝術探微文物鑒定與鑒賞 2014年07期

              董文強

              西周是我國上古文明的興盛期,也是中國青銅文化最為發達的時期,此時期的青銅器及銘文的鑄造和制作成果卓著。西周時期的文字形式基本上都是靠青銅器保存下來的。西周青銅器銘文內容豐富,在形式上與青銅器鑄造技術的進步以及西周先民的文化審美互為表里,成為人類文明時代的重要標志之一,其在西周歷史、文化研究上的價值遠遠超過了《尚書·周書》[1]。西周青銅器銘文的藝術美體現了中國文字和書法獨特的文化內涵和審美意蘊以及西周“禮樂文化”的精神內涵,呈現出斑斕多姿的藝術形態。探討西周青銅器銘文的風格,從其書體演進的特征來分期,一般都與西周的歷史分期相一致,其早、中、晚三個發展階段真實地體現了西周青銅器銘文藝術發展演進的清晰軌跡。

              西周早期,即武、成、康、昭四世。西周早期銘文是從殷商晚期文字直接發展而來,繼承的對象主要是殷商晚期的甲骨文和青銅器銘文。雖然西周早期的銘文要吸收殷商晚期甲骨文的審美特征的有益成分,但從所依附的物質材料來說二者之間差距較大,甲骨文大部分屬于直接刻寫,類似于現在的“硬筆書法”,而青銅器銘文要經過多道復雜工序鑄造,二者似乎屬兩個系統。因此,要探討銘文對甲骨文的繼承發展是十分困難的,但可以依據二者之間簡單的相似性有一些淺顯的認識。

              西周早期的青銅器銘文從形態特征來看,裝飾性較強,線條圓轉、粗細不均,還夾雜著一些團塊狀的裝飾性點畫,象形的意味較濃厚。從銘文字體的特點可以看出殷商文化對西周早期文化的影響較深,但從西周早期和殷商晚期銘文風格的比較來看,西周早期青銅器銘文在逐漸努力擺脫殷商晚期青銅器銘文風格的影響而向自身秩序化的目標過渡。從銘文內容來看,族徽類銘文已很少出現,雖然周人不用族徽,[2]但晚商族徽類文字的外形特點仍然要對西周早期銘文有影響。從這一階段開始,銘文字數明顯加長,記錄歷史史實的銘文增多,內容大多反映西周初期的重要歷史,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當時的官制、兵制。到了康王與昭王時期,銘文多為長篇巨制,內容大多記錄當時的戰爭、政治活動、冊命與賞賜等重要事實。該時期的青銅器銘文以利簋銘、大豐簋銘、何尊銘、大盂鼎銘、小盂鼎銘和沈子它簋蓋銘等為代表,主要風格為樸茂凝重,瑰麗多姿,點畫勁挺,線條粗細不均,肥筆特征鮮明,且以點團裝飾其形。從線條質感到字體結構,從章法布局到藝術韻致,都十分自然得體??低跖c昭王之時,青銅器銘文的風格已與前一時期有較大變化,主要得力于西周早期成王的改革,這種改革是對殷商殘余勢力的打擊,即對殷商文化的改革,對周文化來說是一個全面的革新。這種文化的影響力必然要體現在青銅器銘文這種載體之上。

              西周早期是商周青銅器銘文的交匯、融合的階段,大部分為殷商晚期銘文風格的延續,也有少量摹擬商人風格的作品,象形裝飾文字的某些美和規范的東西被借鑒于書寫性金文,原始象形符號的簡化與書體的規范在同時進行,發展“篆引”的傾向剛剛出現。如大豐簋銘(見圖1),銘文字體風格與晚商青銅銘文風格有相似性,筆畫圓曲、富有動感。銘文線條上呈現出的力量感似乎比殷商晚期銘文較弱,相對殷商晚期青銅器銘文在一定程度上少了象形裝飾特征,但象形性、波磔體、裝飾性肥筆特征仍常見,排列較殷商晚期銘文整齊。這一時期銘文粗獷豪放,質樸凝重,字體古拙雄渾,字距行距布白精巧,結構布局已明顯具有章法意識,如大盂鼎銘文(見圖2)圓潤凝練的線條、方圓兼備的用筆和空靈奇古的布局是其突出代表。其中筆畫中偶爾伴出的裝飾性肥筆,正是殷商晚期到西周早期青銅器銘文過渡時期的重要特征之一,肥筆使得青銅器銘文的線條富于變化,字態更加生動。這種裝飾性的筆畫說明西周先民對文字美是有意識地進行改造,絕不是隨意為之,是經過精心設計,在寫與鑄之時用心來追求青銅器銘文的藝術美。

              西周中期,即穆、恭、懿、孝、夷五世。這一時期,出現長篇大論的銘文,二三百字者已司空見慣。青銅器銘文藝術風格多元化,是字形書體自由發展的時期,可以說西周晚期銘文藝術之所以能取得巨大的成就得益于西周中期銘文書體自由地發展,中期的自由發展直接推動了晚期銘文藝術的大成。典雅雍容,純淳嫻雅,凝重古拙,是這一時期趨同的書體藝術風格,顯現出一種肅穆莊嚴的廟堂之風。從這種風格來看,西周青銅器銘文的功用或許和宗教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系。長篇銘文在字體上逐漸脫離了象形,朝著規范化、程序化的方向演進。在抽象性方面比西周早期進一步提高,線條更加流暢,書寫性特征更加突出。用筆圓潤,裝飾意味更加減弱,結構上來說更加趨于方整。代表作有靜簋銘、墻盤銘、威鼎銘、班簋銘、宗周鐘銘、曶鼎銘、十二年大簋銘、番生簋蓋銘等。該時期是周人書體風格達到成熟,發展多種風格的時期。青銅器銘文的風格一變為典雅秀勁,用筆圓潤,雖然肥筆在局部偶有保留,但裝飾性的意味明顯減弱。點畫兩端如一,中段日益勻整,字體結構趨于方整,章法布局也日益鮮明,從某種程度上反映了西周先民審美意識的逐步轉變。

              西周青銅器銘文書體從早期到中期的演變出現了三個方面的突出特征:第一,青銅器銘文字體逐漸在趨向規范簡易。這種特征與字體的不斷簡化密切相關,簡化使青銅器銘文象形性減弱,進一步向抽象化、規范化和符號化發展,使得書體有了進步。[3]第二,青銅器銘文出現“篆引”的傾向,筆畫起止處線條如一,線條更為單純,書法線條美的特征更為突出,這是西周先民不斷追求文字美的表現。第三,從青銅器銘文書體藝術的整體風格特征來看,逐步注重行氣,分間布白越來越明朗,青銅器銘文的整體藝術美越來越凸顯。如穆王時期的靜簋銘(見圖3),青銅器銘文的象形性特征越來越淡化,字形雖顯拘謹,但大小基本一致,行款布局整齊疏朗,總體上呈現出規整有序的風格,章法意識越來越顯著;再如恭王時期的墻盤銘(見圖4)筆法圓潤雄強、古拙凝重,書體線條均勻如一,字體大小統一和諧,初步具有秦小篆“玉箸體”的特征,字形整齊劃一,章法意識明顯,外在形式來看橫成行、豎成列。

              西周晚期,主要為厲、宣、幽三世。這一時期,周王室衰微,向心力減弱,諸侯各自為政,青銅器銘文地域風格特征凸顯,呈現出多樣性特征,書風開始出現明顯的分化,[4]西周青銅器銘文伴隨著歷史的進展顯現出時代的風格,由此可以看出銘文所依附的時代特征的變化。值得注意的是,西周晚期的宣王時期,青銅器銘文藝術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成就。西周晚期青銅器銘文內容題材廣泛,長篇的銘文增多,內容多為韻文,文辭華麗。該時期的青銅器銘文藝術風格完全成熟,書體風格已定型,典雅工整為總體風貌。如兮甲盤銘、頌簋蓋銘和虢季子白盤銘,從字形結構來看,已達到規整化和程式化。此時青銅器銘文中的肥筆完全消失,以粗細均勻如一的筆畫形態出現,點畫線條的形式美變得純粹而突出,“有意味的形式”越來越濃厚。[5]字的造型更顯得無拘無束,其字形結構橫向取勢,點畫錯落搖曳;結字重心下移,章法瀟灑自然,總體給人活潑靈動的藝術感,是匠心與自然的巧妙溝通和融合。如毛公鼎銘,字數長達497字,筆法精嚴,靈動自然,肥筆特征已難見到,在西周晚期的文化格局中集中體現出不同凡響的氣度與書法藝術的雙重價值。[6]

              到這一時期,青銅器銘文藝術完全成熟,已經進入到規范化、程式化和唯美化階段。如大克鼎銘(見圖5),全篇28行289字,其銘線條挺拔圓潤,布局完整,字體質樸流利,銘文被規規矩矩地安排在橫豎成行的界格中,顯示出秩序井然的風格特征,全篇的空間布局概念非常明確,為西周青銅器銘文藝術美的典范?!渡⑹媳P》(見圖6)為厲王時器,字距和行距疏朗,結字不拘一格,錯落有致,一派生機。點畫粗壯圓實,結體嚴謹端正,通篇雄渾肅穆,自由率意,意蘊深邃。以我們今天的眼光來看,用筆豪放,結字和用筆暗合草書意蘊,有一種厚拙雄強之美?!峨郊咀影妆P》(見圖7)為宣王時器,其銘用筆圓潤,筆畫粗細勻稱,結體工穩秀美,縱成行、橫不成列,字距行距疏朗有秩,分間布白疏朗整齊,總體風格端莊秀雅,顯示出了向后世秦小篆過渡的風格特征。西周晚期出現了規整化的銘文書體特征,從書體發展的角度來看,這種規整化是以規范和標準取代自由發展為代價的,對書體的發展來說是一種最大的阻礙,當標準化一旦確立,銘文風格的多元化即面臨著統一,統一意味著這種多元化發展遭到破壞。隨著周王室的衰微,地域王國的興起,這一局面被打破,青銅器銘文和其他藝術形式一樣,地方性特色凸顯,呈現出新的藝術特色。

              對西周青銅器銘文書體的探討只能依據銘文字體來分析,青銅器銘文是經過幾道復雜工序的結果,對最初的書寫狀態我們無從知曉。經過幾千年的銹蝕,銘文帶給我們的特點已經不是最初的原始狀態,但遺留的基本風格特征仍然可以讓我們窺見西周時期先民對文字美的創造能力??傮w來看,西周青銅器銘文樸茂多姿、古樸厚重、形體簡約、筆法凝練,在演變過程中青銅器銘文線條裝飾性意味越來越減弱,逐漸在走向“有意味的形式”。西周青銅器銘文在結體上逐漸以長形為主,采取上緊下松的結體以求字體的秀麗感,相比商代青銅器銘文,章法布局明顯秩序化,空間布局越來越明確。西周青銅器銘文在繼承殷商晚期甲骨文和青銅器銘文的基礎上更顯規范統一,逐步注重字與字之間的相互關系,結體上形成了圓形構造的特點,整體風貌厚重典雅而又圓潤質樸。[7]形成這種特點的原因與西周禮樂文化的發展密切相關,禮樂文化的影響如暗流般推動著青銅器銘文書體的演進。西周青銅器銘文的整體藝術美的形成是先民有意識追求文字藝術美的結果,青銅器銘文的發展與繁榮受到了來自社會制度本身即王朝專權、各個諸侯自身需要的干預,[8]因此青銅器銘文的形式逐步走向規范化、程式化和唯美化。西周青銅器銘文,是甲骨文蛻變為大篆書體并趨于成熟的標志,在書體發展史上承殷商、下啟秦漢,以其多姿多彩的書體藝術風格、極高的藝術魅力和藝術精神占據著上古書法史的重要地位。[9]青銅器銘文書體在演進中所展現的獨特藝術魅力展示出西周先民對于文字藝術美有著超強的理解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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