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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禮樂通天地
                 來源:文物天地     2018年08月30日 15:45

              禮樂通天地青銅之鄉 商周部分青銅文物解析

              潘鈺

              “湘江北去”長沙歷史文化陳列是長沙博物館精心打造的長沙歷史文化名片,展示了各個歷史階段長沙城的變遷和經濟文化的發展。其中“青銅之鄉”部分講述了作為長沙地區文明時代的初始階段的商周時期,在基本陳列中有著十分重要的作用。20世紀初以來,長沙共出土商周青銅器400余件,其中大部分發現于寧鄉縣黃材鎮及其周邊。四羊方尊、象紋銅鐃、巨型銅瓿等青銅器造型奇特,鑄造精美,體現了當時發達的青銅文明,給寧鄉帶來了“南中國青銅之鄉”美譽。它們既具有典型中原商周文化的風格,又具有十分鮮明的地方特色,兩種風格的并存共生,構成了長沙地區商周文化的獨特面貌,反映了商周文化南播過程中與本地文化的交流和融合。

              “青銅之鄉”這一部分陳列,除去少數幾件陶器,其余陳列展品幾乎全部為青銅器,包含酒器(圖一)、兵器(圖二)、樂器(圖三),幾乎涵蓋了商周時期人們生活的重要方面。這些精美的青銅器既是實用器,同時也是禮器,承載著古人的精神信仰。本文選取“青銅之鄉”中較為突出的青銅器類別加以詳說,并對其實際展覽形式進行分析。

              一、出土提梁卣及功用

              商獸面紋提梁卣(圖四),1982年瀏陽縣秀山鄉出土。通高28.8厘米,重4.5千克。通體碧綠,隆蓋、垂腹、矮圈足。蓋頂鑄有六瓣花蕾形捉手,蓋兩側挑出雙角,頸部縱向設置提梁。全器以細密的陰線云紋作地,蓋面裝飾獸面紋,蓋沿及頸部、圈足飾夔龍紋,腹部浮雕大獸面,雙目巨大而夸張。蓋、腹、圈足飾有四道扉棱。

              商獸面夔龍紋提梁卣(圖五),1978年寧鄉縣回龍鋪鄉洋泉河出土。捉手為六瓣花蕾形,提梁為雙股絢索紋。蓋面、肩頸部裝飾夔龍紋,圈足裝飾細密的獸面紋。

              古籍中對卣是何種器形并未有過具體的記載,加之至今出土的青銅器的銘文中還未見以卣自名的,因此,對卣到底是怎么一個形象,后人很難說得具體?!吨芏Y·春官·鬯人》中日“廟用修”,鬯是古代祭祀用的酒,修讀為卣,也只能理解為卣是一種盛酒的器具。這種器物長沙地區一共出土過9件,其中兩件最精美的為虎食人卣,流落海外。另有兩件較為有名的提梁卣則是因為滿盛玉器出土。一件為“癸口”銘文青銅提梁卣,1963年在寧鄉黃材炭河里溈水及其支流鍛溪河交匯處的河洲里出土,卣內滿貯玉珠、玉管1174件。另外一件是“戈”銘文提梁卣,1970年寧鄉縣黃材公社寨子大隊炭河生產隊的社員們在王家墳山的一個小山丘上開荒時發現。這件滿飾鳥獸紋的青銅提梁卣內,貯存了包括了玉柱、管、玉璜、玉玨、玉環等玉器330件。

              青銅提梁卣內滿盛玉器的情況不獨在寧鄉縣,湖南省內就有祁東、雙峰也有此類滿貯玉器的提梁卣出土。用玉禮神的現象,在出土的商代玉器中常見,類似情況可見于三星堆祭祀遺址出土的一件銅喇叭形座頂蹲跪坐人像,跪人頭頂盛玉的銅尊,是對銅尊和尊內玉器功用的直觀說明。我們可以用裝盛玉器的提梁卣類比裝盛玉器的銅尊,它們都是祭祀神靈的祭品。

              長沙出土的青銅提梁卣無論有無玉器,出土地點基本為山頂、山腰以及河洲里。顯而易見,這些提梁卣都是在祭祀完山川神靈之后被就地掩埋或者沉底的?!耙笕怂牍砩駥ο箫L雨,有星辰,有河岳,有土神……”商人之迷信鬼神,熱衷于祭祀可見一斑。

              二、南方大鐃、編鐃與北方小鐃

              商獸面紋銅編鐃(圖六),1993年寧鄉縣老糧倉鄉師古寨出土。該組編鐃共9件,造型基本相同,大小有序。通體陰刻云雷紋,鉦部飾乳丁紋。經測音,每件鐃的正鼓和側鼓都能發出兩個不同的樂音,且C/D/E/F/G五種調俱全,能組合演奏不同的調式,是目前我國發現的最早能成編演奏的青銅樂器。

              商象紋大銅鐃(圖七),1983年寧鄉縣月山鋪鄉轉耳侖出土。通高103.5厘米,重221.5千克。器身呈褐綠色,鉦部作合瓦形,上寬下窄,甬呈圓管狀,與鉦腔相通。鉦面飾有以粗線條組成的獸面紋,左右兩側對稱,半浮雕兩眼略微凸出,上刻云雷紋。燧部淺浮雕一對相向站立的大象。形體高大,氣勢恢宏,是迄今為止我國發現的商代銅鐃中最大的一件。

              編鐃和象紋大銅鐃是長沙博物館館藏中極具分量和價值的文物。同時,鐃的研究也是南方青銅器研究的一個熱點問題。在過去的數十年間,從考古學上來說,對于南方大鐃的年代、起源、類型式演進已經有了較為詳細的論述。學界普遍公認南方的大鐃仍然是起源于中原地區的小鐃,但這一器形傳到南方之后,它的發展卻是獨立成篇。殷墟出土的小鐃形制相近,多為扁圓體,口沿內凹,柄中空,大小依次遞減。從殷墟二期出現至西周早期時,中原小鐃變化不大,其形體、紋飾和成組出土等特點都顯然與南方鐃全然不同,南方出土的銅饒應是自成系列的。

              對于中原地區的鐃以及編鐃,主要還是對于音樂文物本身的研究。音樂研究學者根據對殷墟出土編鐃的測音,推斷中原的小型編鐃主要掌握在以商王為首的貴族和直接參與與編鐃相關活動、為大貴族服務的人的手中。殷墟編鐃的使用功能應該有禮器、軍器和樂器三種。所有的殷墟編鐃都可能具有禮器和軍器的功能,但只有其中的一部分編鐃具有真正的樂器功用舊。

              而長沙地區出土的大鐃和編鐃,從體積大小、紋飾、出土地點都與殷墟出土的小鐃有著顯著的不同。在實地測音與演奏中,大鐃聲音渾厚,穿透力強,有著顯著的樂器特質。

              殷墟出土的小編鐃基本已有定論,大多是3件為一套。這些小型編鐃并不能獨立演奏,而是有顯著的樂器功能的編鐃,墓里共出的還有塤、磐、鼓等樂器,明顯是與其進行合奏的。圍繞殷墟婦好墓出土的5件編鐃學術界尚且有一套還是兩套的爭論,一套9件編鐃的出土,在考古學上來說是首次發現,雖然目前尚屬孤證,數十年過去了,南方地區沒有第二套此類編鐃的出現,但它的存在,為我國編鐘的起源提供了另外一種可能性。

              相對于圍繞南方大鐃樂器特征的爭論,其作為禮器的特質被學界公認。1973年,寧鄉縣黃材公社三畝地山腳下一個橢圓形坑內出土了1件云紋銅鐃,與其他大鐃單個窖藏出土不同的是,這次與鐃共出的還有環、塊、魚等精美玉器70件,計玉珠、管43件,玉環9件,玉塊10件,小玉餅1件,玉魚5件、虎形玉片1件,殘玉柄1件;并且這些玉器全部呈雞骨白色,極有可能是經過焚燒后再埋的,即為“燎玉”這種商代常見的祭祀方式。這一明顯的祭祀后掩埋的景象再次向我們證明了鐃作為禮器的價值。鐃是為一個廣大的群體如宗族、聚落等所公用,在集體祭祀活動中具有較高的地位,從目前所有鐃的出土地點來看,它就是用于祭祀山川、湖泊、風雨、星辰等自然神靈,這是它的持有者具有萬物有靈的自然觀的側面反映。

              三、甬鐘——與鐃的關系及變遷

              西周云紋銅甬鐘(圖八),1993年寧鄉出土。通高42.7厘米,鼓間寬18.6厘米,重13.26千克。此鐘鉦部瘦長,甬中空與內腔相通,旋上飾有獸面紋,舞部飾風格粗獷的陰線云紋。鉦部兩面各飾三排十八顆平頂柱狀枚,并用細小乳丁框邊,股部、篆部飾陰線云紋。

              西周云紋銅甬鐘(圖九),1993年寧鄉出土。形制與上同。

              甬鐘起源于鐃這應當是毫無疑問的。甬鐘南方發現的遠多于同期在中原的發現。南方甬鐘在形制和紋飾上與南方乳丁紋鐃非常接近,其間的承接關系很清楚。甬鐘的枚由乳丁鐃上的乳丁變長而成,并形成篆間和鉦間,紋飾變成規整的云雷紋。隨后旋上又出現旋蟲。在時代上,早期的甬鐘和乳丁紋饒也是相銜接的。因此南方甬鐘應由乳丁紋鐃發展而來。而這一時期北方的甬鐘較少,其形制、紋飾與中原商代晚期和西周早期的銅鐃差別很大,而且在竹園溝鐃和甬鐘基本上是同時存在的,其間并無相互演變的跡象。

              南方大鐃對中原甬鐘的影響,乃至中原編鐘起源究竟是南方還是北方的問題,已有過不少研究。殷瑋璋和曹淑琴先生對長江中下游出土的早期甬鐘作了時代和形態分析后,提出中原西周甬鐘發源于長江下游的觀點。隨著近年來一些新材料的發現,羅泰先生認為南方部分饒的年代不但不比中原殷墟期的晚,有些可能還要早,并認為甬鐘和鑄都是從南方傳到中原的。高至喜先生也再次對鐃作了比較系統的考證,其中有四點意見較有影響:一是把銅饒分成六型十七式;二是提出了由獸面紋鐃到簡化獸面紋鐃、云紋鐃、乳丁鐃、有枚鐃,最后到甬鐘的發展演化序列;三是認為前三類鐃時代相當于商代晚期,后兩類相當于西周早期;四是認為甬鐘源于南方銅鐃。

              雖然有不少學者也認為北方甬鐘和編鐘是起源于殷墟編鐃,但也并不能排除南方甬鐘起源論??梢娔戏金娕c大鐃的承接關系是十分清晰,不容質疑的。存在南北起源爭論的原因,還是因為鐃涉及到了青銅文明在南方的獨立演化進程,是否與中原地區有交互影響這一較有爭議的課題。商周時期較為落后的南方地區,在青銅文明這一代表了當時最先進生產力水平的領域,是否有可能對中原地區有影響,甚至影響到禮樂文化的進展?是一直被動接受,被影響抑或是雖然有自身的獨立發展歷程,但卻對中原主流禮樂文明毫無影響?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這仍然是目前學術爭論的問題。

              四、青銅器的歸屬——“青銅之鄉”的形式設計

              在很長的時間里,南方青銅器的研究都僅限于類型式的研究和源于器物學的分析,而缺乏清晰的地層關系、陶器與玉器的伴生關系,更遑論文明形成的文字、城池等更為高級的標準。這也是南方青銅器群研究中一個較大的缺陷。近年來,炭河里古城的發掘為我們研究南方青銅器群的來龍去脈提供了寶貴的依據,盡管并未發掘出重要的墓葬,但是卻有了城址、壕溝、窯址等重大發現。因此,炭河里遺址在長沙博物館的“青銅之鄉”陳列撰寫的思路里有著極其重要的地位,用較大復原沙盤表現炭河里古城址的原貌,旨在體現炭河里古城的位置與周邊出土青銅器的關系,從這一層意義上說,為上百年來寧鄉出土的數百件青銅器找到了歸屬。

              提梁卣、鐃鐘或是其他酒器、水器,其用途不一,但是出土方式和地點卻整齊劃一,極少有例外。與中原地區的商代青銅器基本出土于墓葬之中作為隨葬器以及周代青銅器大多屬于財富型窖藏不同,南方的商周時期青銅器都是單個的窖藏出土,共出器物也極少。不管什么類型的器物,其出土的方式就明白地證實了它們都是作為禮器,祭祀以后掩埋或者丟棄。山川、河流、日月星辰是這些禮器最終的去處。這一特殊的氣氛,是“青銅之鄉”這一部分設計理念中最重要的體現手法。以宏大的山川河流為背景,旭日東升,清晰、緩慢、深沉的大鐃敲擊聲響起,禮樂通天徹地,萬物神靈為之震動。這一儀式化的形式設計,正是對于“青銅之鄉”陳列中所展出的青銅器歸屬的最有效的注解。

              (責任編輯:李珍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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